我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ICU的门口静坐时，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。我以为医生在叫家属，手一抖，差点把手里的保温杯打翻。打开手机一看，屏幕上显示的消息让我大脑一片空白。消息内容称，沪A9L62K于今日18时43分，在中环高架接近金沙江路段因超速被记录，扣6分并罚款200元。这辆车的登记所有人是裴向南，我的丈夫。此时，我呆呆地盯着那行字，脑海中闪过的却不是愤怒，而是一种无助的震惊。裴向南已经昏迷了整整七天。七天之前，他在深夜的弄堂口突发脑出血，邻居们迅速拨打了120将他送往医院。医生告知我，当他被送来时瞳孔反应极差，是否能够苏醒都是未知数。从那时起，他便一直躺在ICU里，身上连着各种仪器，翻身都需要护士和护工的帮助。他怎么可能在今天的傍晚开车超速？
我努力站起身，腿有些发软。身边陪床的大姐见我脸色不太对，问我情况。我没听清她问的是什么，只是将手机递了过去。她看完，也愣住了。“是不是系统出错了？”她低声问。我只是微微张嘴，声音变得沙哑。“车牌是我们的。”那辆灰色的小面包车是裴向南三年前买的二手车，虽不值钱，车漆也脱落了几块，但我非常熟悉那个车牌。即使闭着眼睛都能说出。过去一年里，我与裴向南频繁争吵，十次里有七次都离不开那辆车。他在虹口的一家社区维修站工作，薪水不高，白天帮居民修水管、换灯泡，晚上有时还会出去开车。他告诉我，是帮附近的老人跑腿，而我则觉得他是闲得慌。我们女儿正上高二，各项补课费、房贷、老人医药费，哪一种不需要花钱？可他每次下班后总是往外跑。夜里常常迟归，身上带着医院的消毒水味，后备厢里常会有拐杖、帆布袋和保温盒等未知的东西。我问他，他总是回答：“顺路送一趟。”这两个字让我最为反感，仿佛他的人生唯独对我和女儿不“顺路”。
出事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和他还吵过架，那天是我的生日。我在市场上买了一条鲈鱼，特意做了他最爱吃的红烧肉，还没有告诉他，想看看他能否记得。可是晚上九点，他发来信息说临时有事，晚点回来。我拨通了他的电话，听见那边传来哭泣声和急救车的鸣响。我问他在哪，他说：“一个老爷子摔倒了，我得送他去医院。”听后我立刻怒火中烧，“裴向南，你是觉得全上海就你一个好人吗？别人的老爷子需要你照顾，你老婆过生日却想不起来？”电话那头他沉默了几秒，最后说：“对不起，等我回去再补。”我生气地挂了电话。那晚他到凌晨两点才回来，我没给他开灯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为我热了粥，还在桌上留了一张便条：“晚上早点回来，给你补生日。”我看到了，却没有理会。没想到那晚他再没有回家，直到被保安发现时，手里还攥着车钥匙，而后便是抢救、手术和ICU的漫长日子。
我始终以为那场未完的争吵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，但此刻手机又弹出了一条违章通知，仿佛有人透过ICU厚重的玻璃向我猛推了一把。我拨打了交管服务热线，接线员核对了我的身份并查了记录。“确实是沪A9L62K，一辆灰色小型车，今天傍晚在中环高架超速。”我抗议道：“不可能，我丈夫是车主，可他七天前就昏迷了，现在仍在ICU里。”接线员沉默了一下，回道：“车辆可能由他人驾驶。您可以到交警支队申请核查，也要确认车辆是否在您掌控之内。”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手指关节发白。车钥匙去哪儿了？裴向南出事时，急诊护士把他的随身物品交给了我，包括他的手机、钱包与钥匙。那几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几乎失去了神志，东西全都随意塞进了陪护包里。我立即翻找，钱包、手机和家门钥匙都在，但车钥匙却不见了。我将包里所有的物品都倒在长椅上，病历、缴费单、湿纸巾、充电器，还有女儿折的纸鹤，唯独缺少车钥匙。我的心渐渐沉了下去。大姐帮我一起翻找，最后轻声说：“会不会落在家里了？”我没回答。想起前几日我在抢救室门口接过的透明袋，护士说：“家属好好保管。”我无法回忆起是否见到车钥匙。那几天我脑海中只有医生冷漠的声音：出血量不小，要先度过危险期。我把东西乱塞进包里，根本没仔细清点。
我打电话给女儿裴然，她在学校上晚自习，声音低沉。她问我：“妈，爸爸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我紧张地说，怕她担心，“你放学后帮我看看车在不在小区地下车库。”裴然停顿了一下，“车？爸爸的车？”我点头，她没有问更多，只说：“我马上请假回去。”我说：“不用急。”但我心里明白，已经急了。等裴然回我消息的二十分钟里，我一直在ICU门口等待。门上红灯还亮着，里面偶尔有护士走动，白鞋踩在地上无声地走过。我透过门看不见裴向南的身影，却无法摆脱他握住方向盘的景象。他开车时从不飞快，我曾经抱怨他速度慢。即便绿灯倒计时还有三秒，也不会贸然冲过去。他总是淡淡地回应：“急什么。”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在中环超速？裴然的电话传来了，声音颤抖。“妈，车不在。”我闭上眼，心里一沉。“你确定？”我问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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